八卦与爱因斯坦——苏渊雷的学术传奇

如果谈到《易经》，一般人们首先会想到“八卦”。作为《易经》精义的图像表达方式，“八卦”的确古老而神秘，鲜明而生动，而容易让人记住它。诚如“八卦”还广泛存在于衍化之后而来的现代俗语之中一样，又被定义为东拉西扯的小道消息、提前曝光的内幕新闻，“八卦”一词始终还蕴含有探索未知世界之意。但能把“八卦”与爱因斯坦扯上关系的，多少还是有点匪夷所思，让人莫明奇妙的。

其实，用爱因斯坦相对论解释“八卦”，是严肃的现代科学精神与中国古代思想的综合研究课题。这还真不是随便说说，嘻笑怒骂、交头接耳的现代“八卦”。民国时代出版过一本名曰《易通》（又名《易学会通》）的书，可能就是中国第一本把“八卦”与爱因斯坦扯上关系的奇书。书中把章太炎、严复、牛顿等中外名流一锅水煮，最终爱因斯坦也被拉下水，都给送进了太上老君的八卦炉里。

    1943年8月，位于重庆南温泉的国民党中央政治学校，36岁的苏渊雷（1908—1996）在一堂哲学课上，因讲授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，与主者不合，毅然辞职，拂袖而去。这一年秋，他离开这所有贺麟、冯友兰等多位学术名家授课的“名校”，决然移家于重庆北碚，书斋自号“钵水斋”，并创办黄中出版社。

    出版社开张之后，刊行的第一本书名为《易通》。淡灰的封面，简单的框线书名，由于钤了一枚“钵水斋丛书”的红印，而于简洁中透着一丝别致。当然，由于抗战时期的物资紧张，这本小册子使用的四川当地所产的粗陋土纸，以及普通的宋体铅字排印，也谈不上雅致，只能说勉强作了出版社的开张纪念品而已。

    这本黄中出版社的首部出版物、“钵水斋丛书”的第一种《易通》，实际上原名《易学会通》，是苏渊雷十年前的旧作，也是他本人的第一部学术著述。这部书的诞生，并非像常见的学术著述一样，是学者书斋中的苦心孤诣而成；其中因缘，无论对苏氏而言，还是对后世读者而言，皆具非凡意义与深远意味。

    原来，1927年“四一二事变”中，时任中共永嘉县党部执委兼组织部长的苏中常被捕入狱，在杭州陆军监狱被判19年徒刑。在狱中，他翻检旧藉，综考平生所学，20岁出头的他随即写成一部5万字的著作《易学会通》，后交由上海世界书局于1933年出版。这部究心易理、阐示易学大道的“奇书”，也似乎在学术与现实之间搭建了一条相互映证的通道；随着这部处女作的完成，苏先生的命运也随之发生变化。1930年6月，在其刑期已执行三分之一时，由旅杭温州同乡会会长、太湖水利局局长林同庄保释出狱。七年囚禁的辛酸和大易通澄的顿悟，恍似深渊中的一声巨雷震颤心灵，又明了直接的喻示着《易经》乾卦中的“潜龙在渊”之意象，从此这位苏先生易名“渊雷”。苏渊雷的名号开始“飞龙在天”，声动九州。

    1944年，苏渊雷在抗战陪都重庆黄中出版社中再版了这部《易学会通》，改名为《易通》。实际上，全书的内容并没有做大的调整与改动，《易通》只是一部订正后再版的著作；这部易学著作不但是苏氏的首部学术专著，至今也是其易学领域的唯一著作。这本小册子，是在昏暗的、随时因空袭警报而熄灭的灯光下，在重庆北碚北平路卅二号的“钵水斋”中完成订正校稿的，在重庆打铜街二十七号的京华印书馆内，在嗡嗡如苍蝇乱转的日军空袭机群噪音中艰难印成。

    诚如他在序言中提到的那样，这部书成于忧患之时，亦是为忧患而作。《易经》的精义不在其它，亦无所谓新创奇说，仅为识破与参透“忧患”二字而已。遥想十年前的七年牢狱之灾，于个人而言，其境遇之“忧患”可想而知，这可称之为一己之“小忧患”。到八年抗战期间，日寇肆虐，亿万同胞生灵涂炭、家国岌岌，这绝然可称之为一国之“大忧患”。这次再版《易学会通》，易名《易通》，更为明确的表示“易学”并非纯然的书斋学术，并非纯然的艰深绝学，而是常人可通、常理可通、人天可通的大道。除了订正一些字词上脱漏与讹误之外，苏氏无非希望通过这本书昭示正处于国难家恨中的国民，忧患时势终将转变，抗战局势终将扭转，其疾呼同心同德、共克时艰的心声通过“易学”方式转达了出来。全书最后一章以“论忧患”作结，最末一句意味深长。文曰：《传》曰：“知周乎万物而道济天下，故不过；旁行而不流，乐天知命，故不忧。”与民同患，与物同忧，而忧患始可祛。悲智之修，可忽乎哉！

    这部运用历史辩证法观点，以论《易》为本，沟通老庄，融会释氏，旁涉西方哲学的学术专著——《易学会通》初版时，迅即引起学界关注。而1944年在重庆订正再版之际，这部易学著述的意义已经超越学术本身，在抗战陪都的影响力广涉军政各界，即使对普通民众也颇有号召与启蒙之力。在重庆读过《易通》的普通读者们认识到，原来《易经》不是算命谱，《易经》也不是解梦书；《易经》是探究宇宙与命运原理的古老学说，它可以也应当与现在、未来之时势相映证与转化。正如眼前的这一场全民抗战一样，生生不息的是人心的力量及时势的扭转，而非一成不变的坐以待毙。苏渊雷的《易通》成为抗战时期的易学启蒙书，也成为抗战时势认识论的宣言书。其学术影响力与文化影响力交相辉映，从某种程度上讲，将易学的通俗层面推至极致。

    1985年，中州古籍出版社力邀已过古稀之年的苏渊雷再次校印《易学会通》。时值改革开放大潮，学术百家争鸣，这部五十年前的著作再一次在“大易生生不息”之精义中焕发活力。苏老欣然应再版之邀，将一部1950年代的校本及友人按语均交付出版社重版付排。苏老为此还郑重撰序，将其易学生涯及易学理念作简要回顾，他在文中指出：

夫易为三义：简易、变易、不易。一则天地自然法则，原本简朴而平易；二则天地万有、人间万事，随时在交互变化中，惟其变化程序有必然的准则可循；三则天行人事，虽随时随地错综复杂，皆在互为因果的变化之中，而所变者现象，能变者却是不易之理。所谓“神无方而易无体”者，非欤？

    简易、变易、不易——苏渊雷易学思想的三段论，昭然若揭。1933年、1944年、1985年；《易学会通》初版、《易通》订正版、《易学会通》重校版；26岁、37岁、78岁的苏渊雷以一部看似“简易”的《易学会通》完成了自己生命历程的“变易”与学术思想的“不易”。在苏渊雷看来，蝶变纵然华丽，但循环往复的生命本身无所谓“华丽”；一次蝶变纵然惊艳，但这一次蝶变只是下一次蝶变的一个普通节点而已。易学的精义在于变中体悟不变，不变中顺时应势而变；在近代易学的百年蝶梦中，苏氏是那只飞得过沧海的蝶。

    苏渊雷诗书画皆擅、文史哲通融的学术盛名久为世人所知，其易学思想则仅此一册五万言《易学会通》略作拈提。治易学者每每以“善易者不言”为戒，不愿作文字上的洋洋洒洒，不愿空费唇舌作妄谈痴论。苏氏此作，先为通一己生死之悟，后为通民族共患难之力，终为通一国变革之力而作，大易精诚之道，绝非逞才炫智而为，是明知不可言而言，是不言之言。而除此切关命运时势的“真言”之外，苏氏对“纯易学”点到即止，并无浮泛文字面市。

    《易学会通》一书经狱中生死、抗战危亡、改革巨潮，至今仍有其独特的学术践行之实证意义。无怪乎，曾与苏氏共事、同为华东师范大学教授的易学大家潘雨廷（1925—1991）在《易学会通》的重校版刊行之际，也为之撰序盛赞。这位治学严谨，通览古今易学秘籍数百种，生前却无任何著述问世的“善易者”，这篇序言可能即为其生前在出版物中的极少论文之一种。他在序言中写道：夫易之为道，广大悉备，名之曰通，岂易言哉！惟苏老之学识之博而有要，始可当通人而无愧。二篇名《绪论》与《广论》，绪之以穷理，广之以尽性。理穷性尽而殿之以《论忧患》，非至命乎！

    苏氏“博而有要”的学识基底，在潘氏看来，无疑已经具备了通达易学精义的能力。而《易学会通》一书中的两大篇目《绪论》与《广论》，潘氏认为其理念框架已经达到了“理穷性尽”的易学探究极限，而末尾篇章《论忧患》则又回归至人生实践，从宇宙观的探究落实到人生观的实践中。潘氏的概论，从宏观层面上有助于理解苏氏易学的特点，盛赞之外给出了标准的学术解释。当然，作为一名关注现代科学与易学发展史的易学家，潘氏在通览了全书之后，还非常明确的提出了苏氏易学中的现代科学精神，他在序言中还提到：此书于《八卦释义》中曰：至爱因斯坦，空间始有四次元，明物质运动于宇与宙之结合中。是言也，可作为二十世纪认识时空之准则，以之穷易理，其理始达。

    潘氏认为苏氏易学中的现代科学精神，不但与时俱进，而且阐论精密，甚至引入了爱因斯坦的相对论。这在1930年代乃至五十年后的中国，无论是纯粹的易学界还是公共知识层面，无疑都是宝贵的学术经验与难得的学术成果。

    在潘氏给出“二十世纪认识时空之准则”等盛赞近三十年后，这部苏氏“理穷性尽”的易学成果，在2008年苏氏百年纪念之际，再次收录于华东师范大学隆重推出的《苏渊雷全集》中。在这部几乎囊括苏氏生前所有著述的全集中，“哲学卷”即以《易学会通》为首部著述列入。

    当然，如果仔细翻看一下1944年版《易通》一书的扉页，刊印其上的苏氏著述目录中，仍然有数种未曾收入全集。或许，生前博学多闻、著作等身的苏氏本人，并没有刻意搜集这些流散各地、多处刊行的各类著述，而后世研究者费尽心力搜罗的“全集”种种，亦不过是其“博而有要”的学术成就之一斑罢了。记得钱钟书曾用“精微融贯”、“通才达识”八字来概括苏氏的学术成就，或许，要理解与研究苏氏及其学术本身，面对其波澜曲折的生涯与通融精深的才识，我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，还有很大的空间需要通达与融汇。

注：苏渊雷（1908—1996），原名中常，字仲翔，1933年出狱后易名“渊雷”，别署钵翁，又号遁园。浙江省平阳县江南区玉龙口村（现属苍南县）人。曾为华东师范大学教授、中国孔子基金会理事、上海楹联学会会长、中国韵文学会顾问、中华诗词学会顾问、上海书法家协会名誉理事、佛教文化研究所特约研究员、上海佛教协会副会长、全国佛教协会常务理事。